自然就好了
2009-05-24
相传，远古帝王少昊金天氏有子名殷，担任工正官(掌管百工技巧)，被封于尹城(今山西隰县东北)。后来，殷的子孙便以封邑名称为姓氏，姓尹。
尹氏以邑(地方)得姓，出自少昊的后代。传说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少昊为黄帝的二十五子之一，殷是少昊的儿子。殷因任工正之官而被封于尹城，他也因此被称为尹殷，尹氏因此得姓。古尹城在今河南省宜阳县西北、新安县东南，也有人考证说其在今山西省隰县东北，因为两地相距不远，因此，今河南西北与山西西南交界一带，是古尹氏的发源地之一。尹殷的子孙袭其职位，世代任工正，一直生活在尹这个地方。即使到了周朝，尹氏子孙世代袭为卿士，其封地仍在尹这个地方。因而，先秦时代，尹氏的主要聚居地在今河南西北、山西西南的交界区。
上古时期，只有到了父系氏族公社的建立和原始社会解体时期，人类的历史才逐步建立。尹氏先民的活动则和这一时期的部落联盟战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奴隶社会，尹氏宗族的活动与奴隶社会紧密联系的宗法制、诸侯争霸、奴隶制思想文化息息相关；在封建制度逐步确立的战国时期，封建经济、政治的发展促进了各国的兼并战争和思想战线上的“百家争鸣”，它影响了尹氏宗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总之，由于资料的不足，先秦时期尹氏历史及其名人并不十分翔实，但它仍能曲折而较详尽地反映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
除了少昊之子殷因任工正被封于尹城而世称尹殷之外，尹氏最早的名人要数担任帝尧之师的尹寿了。传说尹寿是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因博学多才而被召为帝尧之师。尹寿任帝尧老师时，要求尧讲求仁义道德，并对尧讲授无为之道，即以无为来治理天下，实行仁政，与民休息，以实现无为而无不为。我们从帝尧即位后采取的种种仁政、无为而治的方略来看，他确实是以尹寿教授的仁义道德、无为来治理天下的。可见，作为尧师的尹寿，对当时整个社会民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另外，据说尹寿还曾传道于彭祖。彭祖是舜的大臣，竭忠辅佐舜治理天下。
夏代有记载的一位尹氏人物叫尹谐。尹谐是夏代最后一个国君夏桀的大臣。夏桀为帝期间荒淫无道，诸侯都来讨伐他。最终，他被商汤击败流亡而死。作为夏桀大臣的尹谐，也在这场混乱中被商汤杀死。
西周时期最早见于史载的尹氏名人是尹逸。尹逸是周朝的史官，因此又名史佚。尹逸和当时的太公、周公等被合称为“四圣”。虽然关于尹逸的具体事迹史书记载甚少，但既然能与太公、周公齐名，当是西周一位起辅佐作用的贤臣。
西周时期另一位尹氏名人是周穆王时的尹轨。尹轨是位有道之士，居住在终南山
(今陕西秦岭山脉)。周穆王是周朝的第五代国君，好巡游征战，为政严酷，曾令人作五刑三千条。周穆王虽不是一个好君王，但为了表彰自己有仁义道德之心，他曾召见尹轨”。至于他向尹轨询向了什么样的治国方略，是否认真采纳了，由于史书未载，不得而知。
西周时期最著名的尹氏人物就是前文曾提及的尹吉甫了。尹吉甫是周宣王时的大臣，是辅佐周宣王修文武大业、实现周朝中兴的重要人物之一。周厉王时，其残暴的统治激起了国人起义，厉王被流放于彘(今山西霍县)而死，大臣拥立太子静为王，是为周宣王。宣王即位后，任用贤臣召穆公、周定公、尹吉甫等为辅佐，整顿朝政，使业已衰落的周王朝重又复兴。尹吉甫的主要功业是讨伐侵扰周朝的少数民族。宣王五年(前823年)，猃狁(即西戎)内侵焦（禾+艹+隹+又）
(今陕西泾阳县北，一说今山西阳城县西)，进至泾水(今陕西境内)北岸，逼近周朝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周宣王令尹吉甫率军反击。尹吉甫指挥有方，兵士作战勇敢，在彭衙(今陕西澄城西北)，两军交战，尹吉甫率军奋勇冲杀，大胜猃狁，一直打到太原(今甘肃镇原一带)，迫使猃狁向西北逃去。尹吉甫平定西北后，凯旋而归，又发兵向南攻打淮南夷。尹吉甫很快使淮南夷归顺，并向他们征收贡物。尹吉甫的赫赫战功，深受周宣王的赏识。周宣王封吉甫官名为尹，任为内史，辅佐自己。后来，宣王把钜
(今河北南安县)赐给尹吉甫，作为封邑。尹吉甫是周宣王中兴的重要辅臣，也是尹氏得姓的先祖之一。
二、以官得姓
尹作为官名，主要存在于先秦时代。甲骨卜辞中有王令尹、多尹，为从事农作或做王寝之官，另外还有所谓的族尹，当为一族之长。商、周时尹常做官号，西周时，尹还可以是官吏的范称。现存最早的一部古书《尚书》和西周金文中有“百僚庶尹”、“百尹”、“诸尹”之称，意即百官、百僚。当时尹还是作册、内史之长，如铜器铭文中常见“册尹”、“内史尹”之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以尹为官者不多，现能见到的文献中尹多为较低官位的官职。如《论语·国语》称关吏、门吏为关尹和门尹。《礼记·檀弓》中有“工尹商阳”，工尹就是工官之长；《礼记·月令》提到的奄尹，是宦寺之长；《杂记》里所说的里尹，则为一里之魁首。
尹氏以官(官名)得姓，产生于周代。尹作为官名，在商、西周时期是辅弼天子的大官，职位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周宣王时一名叫兮甲的重臣，字伯吉甫，曾任师尹，以尹为氏，世称尹吉甫，尹氏因此得姓。据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记载：“师尹，三公官也，以官为氏。周有尹吉甫。”这里所说的尹吉甫，即为姓兮名甲、字伯吉甫(甫一作父)的宣王重臣，尹是官名，故名尹吉甫。吉甫任太师，是周宣王时的重臣，位居三公(太师、大傅、太保)之首。“师尹”之名见于《诗·小雅·节南山》：“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毛传》曰：“师，太师，周之三公也；尹，尹氏，为太师。”另外，史书记载，吉辅的儿子为尹伯奇。由以上可知，“以官为氏”的尹姓，源于西周宣王时的尹吉甫，始于吉甫之子尹伯奇。
尹氏以官得姓，现在仍有历史碑记可资验证。汉代豫州(今河南)从事尹宙载其先辈：“出自有殷，乃迄于周，世作师尹，赫赫之盛，因以为氏。”与史书记载相吻合。因：此，我们可以确认，尹氏以官得姓为其得姓来源之一，无可置疑。
上古时期，还有一个叫尹寿的，传说是帝尧的老师，居住在古河阳(今河南孟县)；夏桀有个臣子叫尹谐，大概居住在今陕西东北(尹谐在夏商交战时被汤杀死)。周代，尹氏除了在周中央政权任职外，周之列国中亦多有尹氏：郑国(今属河南)有尹河；晋国(今属山西)有尹铎，赵筒子曾派他到晋阳(今山西太原一带)；秦国(今属陕西)有尹喜，曾任函谷关令。作为南方的楚国(今湖北一带)，其长官也多称尹，可能亦有尹氏分布。另据《通志·氏族略》记载：“今汾州尹吉甫墓，即其地也。”也就是说尹吉甫生前活动的地方在汾州。古汾州为今山西汾阳。从这些记载中，可知先秦时代的尹氏分布地主要在今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区。
介绍文件
尹姓迁徒史
尹姓迁徙史
秦汉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合，统一中华大地，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秦朝。由于秦始皇的横征暴敛和严刑苛政，秦王朝二世而亡，只存在了15年。经过4年的楚汉战争，公元前202年，刘邦统一全国，建立起汉王朝，史称西汉。西汉王朝在公元8年被王莽篡代。公元25年，刘氏宗族刘秀击败各对手，重新统一全国，实现汉室中兴，史称东汉。公元220年曹操之子曹丕称帝洛阳，东汉灭亡。
秦至汉的440余年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时期。大一统的社会环境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及交流创造了条件。这一切，又都为人口的迁徙流动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尹氏宗族人口大量增：加，人口的分布较先秦时代更为广泛，迁徙流动也十分频繁。从尹氏宗族名人的出生地、迁徙地，可以看出其大致情形。
秦汉时期尹氏的分布地主要在北方。像汉武帝时的酷吏尹齐为东郡茌平(今属山东)人；昭宣帝时的酷吏尹翁归为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宣帝时的经学大师尹更始为汝南(今河南上蔡)人；成帝时酷吏尹赏为巨鹿杨氏(今河北宁晋)人；成帝时的御史大夫尹忠是魏郡(今河北临漳)人；东汉光武帝时的经学大家尹敏为南阳都阳(今河南方城东)人；和帝时的太尉尹睦为巩(今河南巩县)人。
秦汉时期尹氏人物迁徙活动范围也主要在北方。这一时期，北方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中心区域，也是各种人员迁徙、流动的中心区域，其中自然不乏尹氏人物。如武帝时的酷吏尹齐出生于山东，在陕西、河南都曾长期为官；昭宣帝时的酷吏尹翁归出生地也为山东，但长期在关东为官，后又供职京师，迁徙于北方各地；成帝时的酷吏尹赏出生于河北，但主要活动地域都在长安、三辅地区；成帝时的御史大夫尹忠，生于河北，为官时一直居住京城长安，后因参与治理黄河又长驻河南、山东境内。至于那些在秦汉、两汉之际，四处征战、出生入死的尹氏豪杰，像汉高祖时的尹恢，两汉之际的尹尊，东汉光武帝时的尹绥，更是居无定所，四海为家。尹家人物频繁的迁陡活动，扩大了尹氏的地域分布，也为人员的交流做出了贡献。
另外，秦汉时期尹氏开始向南方发展，在西南一些地方还成为大姓。东汉初年，掸舸一带形成了四大著姓做龙、傅、尹、董，他们还为东汉统一西南地区做出过贡献。明帝时会稽(今浙江绍兴)太守尹兴，主要活动于今浙江一带。桓帝时的经学大师尹珍，出生于掸舸毋敛(今贵州独山)。尹珍因感到家乡文化落后，曾到汝南学习经书，学成后回乡教授，对南方的文化发展影响至深。尹珍官至荆州(今湖北一带)太守，活跃于湖北地区。
总之，秦汉时期的大一统与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为尹氏人口的增长和迁徙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尹氏的分布与迁徙范围日益扩大，作为一个北方大姓，其踪迹正不断向南拓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秦汉大一统社会持续了400余年后，被分裂战乱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所代替。这一时期中国历史突出的特点是北方各政权的封建割据和南方经济的发展。三国以后，北方相继出现了许多封建割据政权，它们之间为了争夺土地和人民，展开了连年的混战，人民群众掀起的反剥削反压迫斗争，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形势更加动荡复杂。相反，南方在这一时期略显安定与和平，北方不堪战乱的各族人民纷纷南迁。北方人民的南迁，补充了南方劳动力的不足，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尹氏在全国的分布格局同秦汉时期一样，没有大的改变，仍主要遍布在北方的各地。在尹氏发展史上值得大书的是，这一时期，尹氏在今天的甘肃发展为望族。如在天水(今甘肃天水)、西州(今甘肃中部和西北部一带)等地，都分布有大量的尹氏族人，这一时期这两地尹氏名人的频出也印证了这一点。如后秦大将尹纬、南北朝的文臣武将尹冲、尹弘以及北魏的尹挺等均为天水人；后秦的大将军左史尹东是西州人。
同秦汉时期相比，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尹氏的迁徙和活动范围更趋广泛。南迁的人数大大多于秦汉时期，在南方涌现许多尹氏名人。如三国时的尹默为梓潼涪(今四川绵阳东)人，南朝尹略为淮南(今安徽寿县)人。南迁的尹氏宗族同其他南迁的各族人民一道，共同促进了江南的开发，加速了各民族的融合与交流，对中华民族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隋唐时期
隋唐，特别是唐末，开创了尹氏大规模南迁的时期。尹姓是发源于我国北方的一个典型的北方姓氏，其南迁始于汉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南迁的步伐有所加快，隋唐特别是唐末，则是他们大举南迁的时期。唐末的藩镇割据战争主要发生于北方，南方相对稳定，南方的经济发展有逐渐赶超北方的趋势，因此，此时北方人大举南迁，尹氏宗族也夹杂其中，开始了大规模南迁的时代。这一时期南方尹氏名人迭出的事实也印证了这一迁徙趋势。
北方各地仍是尹氏人物的主要聚居地。如初唐与徐敬业发生战斗的尹元贞及诗人尹懋，均为河间(今河北河间)人；孝子尹思贞、道士尹情(yin)、书法家尹守贞，均为天水(今甘肃天水)人；工部尚书尹思贞为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研究老庄思想的尹章为绛州乐寿(今河北献县)人，等等。这一时期北方的尹氏著名人物多出生于甘肃天水与河北河间，是与这两大尹氏郡望的形成和发展分不开的。
南方尹氏族人持续增多。隋唐时期湖北襄阳一带已经形成尹氏在南方的一个聚居地，名人不断涌现，像尹嗣宗、尹怦父子都是襄阳人。这一时期南方其他地区的尹氏人物也不断增多，至于在南方亦官亦商的尹氏人物，则更不尽其数。
宋元时期
两宋是一个战乱不已，积贫积弱的时代。但她却创造了非凡的文明，像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除造纸术外，指南针、火药、印刷术都是在此时出现的。蒙元统治者重用汉人，在各个领域内也创造了丰硕的成果。在上述时代背景下，尹氏宗族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异：行路难是诗,而蜀道难像是散文,而且比行路难更有气魄
同：它们都是乐府诗，作者都是李白
一下是一些简介：
讲李白，不能不讲与中国道家思想的关系，酒仙，诗仙，剑仙，没有道家思想写不出来蜀道难。
李白的作品，以乐府和歌行最为著名，他的豪迈狂放的风格，在这些作品中表现得特别淋漓痛快。乐府和歌行，在诗的形式上，原无分别，如果以乐府曲调为题目，就属于乐府诗，如果自己制造题目，不谱入任何曲调，就属于歌行体诗。“蜀道难”是魏晋时代早就有的歌曲，它属于相和歌辞中的瑟调曲。这个歌曲的内容就是歌咏蜀道的艰难，行旅之辛苦。李白此诗，以《蜀道难》为题，所描写也是蜀道的艰险，所以它属于乐府诗。
李白此诗极力渲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他为什么忽然想到这个题材，为什么做这首诗，对于这一疑问，历来就有好几种解说。
唐人王定保的《摭言》首先记录了这首诗的故事。李白初到长安，去拜访贺知章。贺知章是玄宗皇帝器重的诗人，他读了李白这首诗，十分赞赏，夸奖李白有“谪仙之才”。接着，孟棨所著《本事诗》也说：李白从蜀郡到京师，住在旅馆里。贺知章闻其名，首先去拜访他。看到他的状貌姿态，大以为奇。又请他拿出著作来看，李白就把《蜀道难》取出来请教。贺知章读后，赞不绝口，称他为“谪仙”。这两段都是晚唐人的记录，大同小异，可知当时人以为李白作此诗是描写他从蜀郡出来漫游时的行旅艰苦，又可知李白作此诗的时候相当早。李白到长安，在开元、天宝年间，此诗大约作于开元末年。
《新唐书·严武传》说：严武在蜀中，任剑南节度使兼成都尹，骄恣放肆。其时房琯在他部下任刺史。房琯做宰相时，曾推荐严武。后来房琯因得罪降官，做了严武的下属，可是严武对他却极为倨傲。其时杜甫在严武幕府中，任节度参谋，因为误犯了严武的父亲挺之的讳字，严武几乎要杀他。李白得知此事，遂作《蜀道难》，为房、杜二人耽忧。《新唐书》这一段记载是从唐人范摅所著《云溪友议》中采录的，可知唐代人对《蜀道难》的写作背景，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宋祁、欧阳修把这个故事写入了官方正史。就肯定了它的正确性。但严武任剑南节度使，是在肃宗末年。请杜甫任节度参谋，是在肃宗的最后一年，即宝应元年(公元七六二年)。这年的十一月，李白便故世了。当时李白远在江东，似乎来不及知道房琯、杜甫在严武部下的情况。而且从杜甫写赠严武的诗来看，他们二人间的关系未必坏到如此。因此，如果说《蜀道难》是为房琯、杜甫二人的安危而作，在时间与史实上都有矛盾。
李白诗集有元人萧士贇的笺注本，他对《蜀道难》提出了新的解释。他以为这首诗是作于安禄山叛军攻占长安，明皇仓皇幸蜀的时候，即天宝十五载(公元七五六年)六、七月间。当时李白在江南，听到这个消息，以为皇上幸蜀不是上策，“欲言则不在其位，不言则爱君忧国之情，不能自已，故作此诗以达意。”
明代的胡震亨，在其《唐音癸签》中，也谈到过这首诗。他以为上文所引三家的解说都是“傅会不足据”。他认为“《蜀道难》自是古曲，梁陈作者，止言其险，而不及其他。李白此诗，兼采张载《剑阁铭》‘一人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匪亲弗居’等语用之，为恃险割据与羁留佐逆者著戒。惟其海说事理，故包括大，而有合乐府讽世立教本旨。若但取一人一事实之，反失之细而不足味矣。”
以上是历代诗评家对《蜀道难》主题思想的探讨。把这些意见和原诗参研之下，萧士贇的讲法似乎最合情理，而且使这首诗含有高度的比兴意义。由此，明清两代讲唐诗的人，大多采用他的讲法，例如唐汝询、陈沆、沈德潜等，都肯定《蜀道难》是为明皇幸蜀而作，分析得很详细。
但是，有一件事，他们都没有注意：丹阳进士殷璠编选的《河岳英灵集》，选录了与他同时代的二十四位诗人的作品，共二百三十四首。他在自序中说明这些诗起于甲寅，即开元二年(公元七一四年)；终于癸巳，即天宝十三载。他选了李白的诗十三首，其中就有《蜀道准》。这是一个无可推翻的证据，证明《蜀道难》作于安史之乱以前。那么，它显然不是讽谕明皇幸蜀的诗了。如果《摭言》、《本事诗》的记载可信，则此诗的创作年代还可以提早到开元末年。为此，我们不取以上那些讲法，而把此诗定为李白赠入蜀友人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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